这套有“政策风险”的书翻译十年，等待面市又是十年，最后500套售完即是绝版
这套书翻译十年
等待出版又十年
文：愈嘉 编：先知书店
幕后英雄是孤独的，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姓名。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，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。
过去一年，疫情、美国大选等宏大叙事，几乎吸引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。
在中国文化界、出版界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著名出版家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前总经理、《读书》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，在睡梦中辞世，不少文化名人纷纷撰文悼念沈公。
然而，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是，同为出版人的青年作家、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黄孝阳先生，也于2020年12月28日去世，去世时仅仅47岁，不过，除了出版圈内人，这位青年才俊的英年早逝，并没有引发波澜。
究其根源，在出版这个古老的“产业链”上，站在镁光灯下的，永远都是畅销书作者、学者、思想家，而编辑、出版人这个角色，往往被人认为是“可有可无”的，甚至有人以为他们只是一群“挑错别字的”。即使很多读者把书读过很多遍，却从未关注过印在版权页、后勒口上的编辑、出版人到底是谁。
其实，很多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能够问世，出版人的作用，不仅不是可有可无，相反，很可能是决定性的。优秀的出版人，是经典图书真正的幕后英雄。
▌出版人：优秀作家
不可或缺的“磨刀石”
如果说作家是某一领域的专家，那么，优秀的出版人就是能够与不同领域专家对话，深谙不同专家价值的“杂家”。
如果把出版人看作产品经理，那么他最重要的产品就是书籍，而书籍源于作家，作家是本源。因此，在出版人要处理的所有关系中，最重要的，显然是和作家的关系。
不过，一般人以为，出版人和作家的关系最多是“伯乐与千里马”，但实际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更像是“磨刀石与玉石”。一位优秀的出版人，首先要做到以下两点：
第一，不断给作家以反馈，对于少数桀骜不驯的天才作家，甚至要用催、用逼、用苦口婆心，把他们那些扎人的毛刺儿修剪掉。让他们的行为模式，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，至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能接受，这就要求出版人具备极强的耐性。
第二，出版人要把作家的价值，尤其是天才的价值，嵌入到正常的社会结构里，找到他们的位置。这个过程，就是把作者的创造性变成产品的过程。这不仅考验出版人的专业能力，还考验打造产品的能力。
德国最知名的出版人西格弗里德·温塞德说：“出版人是评价稿件的第一伙伴，修改稿件的第一伙伴，以便让作家在内容和质量上达到他的最大潜能。他能给作家安全感，他必须经常鼓励作家完成一部刚起头的作品，创作新的作品，或者在失利、放弃、批评和溃败后从头再来。”
▌出版人，能引爆一个时代的潮流
每一代优秀的出版人，都必须思考以下两个重大命题：
●“这一代人，最重要的知识环境是什么？”这一问题的答案，决定了什么样的书籍能够畅销，能为出版社带来利润，保障出版社的生存与发展。
例如，如果是传统时代，过去圣贤的经典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环境；如果是不同文明大碰撞的时代，那异域的名著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环境；如果是知识大普及的时代，那么，各个学科的通识读物，或许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环境。
●“在时代的大潮中，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传世经典？”这一问题的答案，决定了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。
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必须同时思考这两个问题——既要紧跟潮流，又不能只是简单地接受潮流，当所谓的“潮流”有失体面时，要对其进行抵抗。一位优秀出版人的职能，或者说他职业上的一呼一吸在于“适应潮流，批判潮流。”
一家出版社不能仅仅靠一位作家或一本书，也不能依赖畅销书，今日的畅销书单，往往是明日的墓志铭，所以，即使就经济利益考虑，出版社也必须考虑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，出版传世经典的作品。
出版史上，不乏一部作品、一套文集引爆一个时代潮流的案例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，无论是范用、沈昌文时代的《读书》，还是《走向未来丛书》《汉译世界名著丛书》，都有改革年代的思想引领者。
对于一位优秀的出版人而言，出版传世经典的难度，要远大于出版能赚钱的畅销书，因为前者不仅要面对政策风险，还有显而易见的市场风险；不仅需要眼光、情怀和专业能力，更有时候还需要勇气和“公关”能力。
▌出版人，就是盗火者
美国社会学家马克·格兰诺维特在《社会与经济》一书中认为，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网络，其中最有价值的节点，被称为“结构洞”。简单而言就是，有一些人在社会网络中，认识一个圈层的人，也认识另外一个圈层的人，他有能力把这些人整合起来，成为这些族群交流的桥梁，这就是“结构洞”。
这么说或许过于抽象，具体而言，“结构洞”类似于互联网公司里的产品经理，他不见得会写代码，但他能听懂程序员在说什么，也看得懂市场部反馈回来的数字，也搞得懂用户的心理，还能领悟公司高层对这个项目的定位，产品经理就是一个“结构洞”，是“所有人的人话翻译家”。
最顶尖的出版人，就是“结构洞”的典型，他们对书籍的专业性有判断力，能和最优秀的作者、学者、译者对话，甚至说服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修改书稿；他们具备商业头脑，能和最有营销力的书商、书评人、行业媒体合作；他们还能搞定复杂的出版流程，能到一线去和设计师、印务不断打磨产品的细节、格调，不断死磕。
除此之外，优秀的出版人，还必须具备“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”：
企业家精神最主要是冒险精神——承担出版作品可能遭遇的政策风险，以及作品出版后的市场风险。——沈昌文先生在回忆录中，就自嘲自己当年的“检讨”写得最好。原因无他，因为三天两头就要写检讨。
企业家才能中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能够有效配置各种资源——为了一部作品能够出版，不仅要协调出版社内部各部门关系，还要打通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。作品出版后，要调动作者资源、媒体资源、渠道资源，进行宣传推广等。优秀的出版人，还要打造、管理一个品牌，甚至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。
我们以刚刚说到的已故出版人黄孝阳出版《红轮》的故事为例。
◎《红轮》：十年翻译长跑，两位译者离世
1998年，出版人安春海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，拿到了俄罗斯文学家索尔仁尼琴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《红轮》的中文出版权，并迅速组建了一个由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何茂正牵头，朱宝宸、武学善、夏广智等九人组成的翻译团队。
▲“俄罗斯的良心”索尔仁尼琴
当时，《红轮》能否出版，以及出版后是否有市场，都是未知数。但是，翻译团队自己的兴趣和情怀，不计报酬地花了长达三年时间，完成了前三卷的翻译工作。翻译团队的胡真真回忆道：
“我们都是白天上班，晚上翻译，除了吃饭睡觉上班，其他时间都在翻译，每晚大概要忙到1点左右，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三年。”
刚开始翻译时，胡真真还不会用电脑，都是手写。“稿子大概有25公分厚。”后来又将这几十万字，一个个敲进电脑。
但是，当不同的译者将翻译稿交到何茂正手里时，新的难题来了：翻译追求的是“信达雅”，但对《红轮》这样一部涉及几百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迄今体量最大，兼有文学性、史学性、思想性，被作者索尔仁尼琴定义为“自己最重要的”作品，到底应该以什么面貌呈现给中国读者？
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，何茂正先生最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——他用了两年多时间，以匠人精神完成了《红轮》前三卷的统稿工作——小到一个人名、地名的译法，以及全书所用汉字的统一，大到理解索翁文字背后的思想。
如果说《红轮》的翻译工作漫长、艰难却又热火朝天，那么，接下来的出版之路，更加漫长、艰难，且又一次次的将当初的热血冷却。
“翻译了十年，等待出版又十年，希望一次次落空，我们的另一个翻译武学善因病住院，在病中他写俄文，说俄文，唱俄文，似乎都已经把中文给忘了。”
在等待出版的10年间，有两位译者——武学善和夏广智相继离世，没能亲眼看到倾注了无数心血的《红轮》出版。当年点灯熬油的年轻译者也已经退休赋闲，引进这套书的出版人安春海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无果，他自称“怀抱和氏璧”，而10年不遇。
◎没有出版人黄孝阳，《红轮》可能只是一堆积满灰尘的稿件
2009年，某次私下聚会中，学者秦晖向出版人黄孝阳力荐《红轮》，他说：“如果说《群岛》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,那么《红轮》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。”
黄孝阳以出版人特有的专业能力，看到了《红轮》的价值，以企业家的行动力，迅速找到了《红轮》翻译团队的何茂正，获得了出版权。
书的版权拿到了，但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下，同样的问题摆在他面前：
（1）苏俄题材的作品，出版有没有政策风险？
（2）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巨著，出版后到底有没有市场？
正是这两个难题，让这部巨著的出版整整拖了十年。
显然，要破解这两个难题，仅有专业能力、洞察力是远远不够的，还需要经济学家熊彼特说的“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才能”。
在出版风险方面，黄孝阳不仅有承担风险的勇气，更有化解风险的智慧。当时的出版社社长，在听完黄孝阳的分析后，甚至说：“赔本也要出。”
几经周折，《红轮》终于得以转正，拿到了书号，黄孝阳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
书虽然出版了，但还有第二个问题需要回答——怎么才能卖掉？
在一定程度上，图书市场也奉行“渠道为王”的法则。因此，优秀的发行渠道、销售渠道，往往决定一部作品的命运。《红轮》出版后，黄孝阳成功说服了当时销售能力非常强的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，在线上直销《红轮》，彻底解决了销售渠道的问题。同时，黄孝阳利用自己的作者资源和影响力，推广《红轮》。
2010年6月，《红轮》第一卷出版，获南方周末阅读盛典“十大好书奖”。这套在外人看来不可能出版的书，即使出版了也不可能盈利的书，在出版人黄孝阳的运作下，实现了盈利！
优秀的出版人，不仅需要情怀，还需要同时具备三种能力：专业能力、对时代与人性的洞察力，以及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。《红轮》从翻译到出版，如果没有以何茂正为首的翻译团队的执著，一切都无从谈起，但如果没有出版人黄孝阳，《红轮》可能只是堆在译者书房角落里一堆积满灰尘的稿件。
如此多的人不计回报的付出，或许仅仅是因为索尔仁尼琴那句“一句真话，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要重。”有业内人士称，《红轮》的问世，是20世纪的奇迹，而《红轮》中文版的出版，则是21世纪的奇迹。
然而，奇迹不会总是发生，16卷的《红轮》在出完前三卷后，后续的出版又一次搁置了，而且更加遥遥无期。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，造就奇迹的出版人黄孝阳先生，也在2020年12月28日不幸英年早逝。到今天，即便已经出版的《红轮》前三卷，也已经所剩无几。
人们常说“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情。”如今，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袭，出版行业也迎来了“大洗牌时代”，传统出版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但是“出版人”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，越来越多的优秀出版人，用新技术、新思维，对传统出版业进行了渐进式的“革命”，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品牌和出版人。
例如，理想国-刘瑞琳，后浪-吴兴元，汉唐阳光-尚红科、三辉-严博非，甲骨文-董风云，等等。而曾经与“理想国”齐名的另一品牌“新民说”创始人范新，2019年又创办了“一页”品牌，并以“始于一页，抵达世界”作为出版理念，2020年上半年就推出了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等重磅作品……
有人说，未来将是人工智能时代，实物产品的生产将越来越多的交给机器人。人类唯一的、最有价值的生产活动，是精神产品的生产。那么，出版人——这一古老而鲜为人知的群体，这些无数经典的幕后英雄们，不是要退出历史舞台，而是一定被时代推到台前。
是经典，就不应该被埋没。为此，先知书店经多方努力争取，集齐了出版人黄孝阳倾注心血的出版之作《红轮》（全三卷），现在仅剩最后500套。
●“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”：本书对“苏联这一体制何以产生在这片土地上”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因此被称为“20世纪俄罗斯版的史记”。然而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，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，比史记更重要，更直接。因为，它描写的那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，而我们依然生活他的延长线上。
●题材特殊：苏联的崛起与崩溃，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，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。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，现实却是类似《红轮》这样深刻的书，无论新、老书的出版和讨论，都已经越来越少。
●经典稀缺：《红轮》中文版共出版三卷、16册，但因为目前已经绝版，网上在售的，都是零散的残卷，并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，即便一卷本的二手书都溢价到900元。
先知书店联合出版社，经多方努力争取，集齐目前中文最全《红轮》版本（全三卷、16册版），只剩最后不到500套。识别下图二维码，抢先收藏。